從全球化看普選

二零零五年十月以來，鬧得最火熱的本地話題，莫過於是政制改革第五號報告書，有關雙普選的議題。雙普選的意思，就是以全民普選特區行政首長，取代現時以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特首；而在立法會選舉之中，取消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以及分組點票，以地區普選，選出全部立法會議席。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認為，在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下，資本家會以經濟利益為名，將一切有可能阻礙經濟的政治障礙都排除，並為了經濟而將一切對人民的不公平或剝削合理化。政府因此受制於國際投資者的壓力，就不能隨意動用財政儲備去提供社會保障和刺激經濟，令弱勢社群的困局進一步加深。香港的行政長官在 2003年施政報告，亦有提出過政府的這種無力感。他指出，國際評級機構對本港的信貸評級，很影響投資者的決擇，因此如果政府債務評級下調，就會間接惡化投資環境，削弱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施政報告，2003)
現時的立法會中的分組點票方法，就是保障了以工商界別為主導的功能組別的聲音，窒礙立法會基本為民服務的功能。因為在這個機制之下，許多合乎市民大眾利益的議案，雖然整體獲過半數議員支持，但如未能同時獲得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組分別過半數出席議員的支持，議案都不能通過。因此在一些議案之中，如果普遍市民的利益跟商界的利益有相抵觸時，功能組別的分組點票結果就無疑會站到商界的一方。資本家就是以這種「攻勢」來限制立法會為普羅市民服務的能力 (薜曉源, 2003)，直接影響了香港的政治。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商界的代表又往往會為了製造一個有利營商、或者可吸引更多外商來港投資的環境，而在功能組別投票之中，維護這些利益而忽視了多數人民的意欲。對於對民眾利益的忽視，工商界本著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認為全球化所帶出的社會問題，只要在「大市場、小政府」的情況之下，由經濟帶動政制，市場就自然會供應社會的需要。而且在香港這個例子中，過去香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城市，因此維持現有的政治體制，對經濟少干預，就可以對香港的發展有所保障。
然而這正是香港當前面對的一大問題，泛民主派及大眾都持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tic theories)的角度，認為全球化雖為香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之中，不可避免的大勢，但這畢竟對公眾利益及社會公義有著一定的威脅(朱景文，1998)。而且在這種維護商家利益的情況之下，量度社會收入是否平均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本港高踞世界首五位，可見香港的貧富懸殊愈趨嚴重。這些資本主義當道帶來的社會的問題，實在雖要以普選來作出一個平衡。
有資本家認為，實行立法會普選，即取消功能組別，就會令福利主義抬頭。他們所持的理論是，因為香港的社會大多數是由基層人民組成，假若落實普選，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就會增加各項福利項目，而令社會的開支大增，甚至會令香港成為一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根據這種模式推論下去，會令香港政府在民生上的支出大增，變相拖垮香港的經濟，造就一種不利投資的氣候。而資本家亦會以這種不利投資、拖垮經濟為由，以撤走資金作要脅，務求令本港的政制帶給他們最大的利益。
但是，其實民主化與工商界的利益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並不是一個「勝者全取」(Winner-take-all)的情況 (陳祖為，2004)。很多學者指出，民主不一定會造成福利社會的出現，反而不民主的政府，才會以福利來安定民心，以維持其認受性。另外，在落實普選之後，就算人民的訴求再大，香港政府，或者執政者、立法者也一定不會忽略了經濟方面的發展。因為在經濟全球化之下，為了吸引外商繼續在港投資，政府或者立法會，即使為著市民的利益，都會把目光放遠，而絕對不會作出不利甚至危害資本家的政策決定。反而實行普選，不但可以得民心，保持社會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對於來港投資的外商而言，絕對是一個有利的環境。因此落實普選，除了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之外，亦有利長遠的經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底下，是一個最有利的選擇。


參考書目
《善用香港優勢, 共同振興經濟 : 二零零三年施政報告》(香港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2003，頁24
薜曉源譯，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李惠斌主編﹕《全球化與公民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4月，頁7
朱景文，〈關於法律與全球化的幾個問題〉，胡元梓、薜曉源編﹕《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109
陳祖為，〈政制改革的基礎分析〉，《2007政制研討會》